 |
回归故里 Retour à Reims 迪迪埃·埃里蓬 Didier Eribon 王献（译） B08HYJNTXN |
这本书我是和《Ain’t I a Women》同期读的，正好有一个非常巧合类似的比较。Bell Hooks的中心思想是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她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人们往往在看到黑人女性受到的种族歧视的时候忘记了性别歧视，所以要大声疾呼女性主义。而Didier Eribon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同性恋，他突然发现自己更愿意坦言对自己的性向，而对自己的阶级出生三缄其口。而当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作者踏上自己出生的故乡，回到兰斯，去到自己母亲的家里，回想起自己成长的环境，以及自己父母成长的环境，他渐渐规避对自己的阶级的沉默而开始分析和分享工人阶级的存在。换言之，这本书也可以叫做《我不也是工人阶级的娃吗》。
相比Bell Hooks的满腔愤怒和机关枪扫射，阅读Didier Eribon要舒适的多。他是通过一半是回忆录一样的讲自己小时候的事情、自己父母的历史，一半来分析当事人的内心活动以及社会政治的由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回忆的故事是作者如此私人的，所以不会去纠结他所说的这些究竟是不是真的具有代表性，而且作者推论阶级政治的方法和口气要温和多了，也让读者更容易接受。
我觉得不足的地方，还是觉得这种题材还是太过于私人，如果把这本书拆成两本分别来读，或许两本都是不错的作品，混在一起读也很好，却缺失了一种普世的说服力。一个离开家乡多年、甚至已经和父亲决裂的同性恋，在年老的时候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回忆小时候的事情，这是一个不错的怀旧故事。一个思路清晰的社会哲学家，用实例分析当代工人阶级的存在，也是一个不错的政论科普。两者相结合，固然有绝妙的冲突搭配，但是给我的感觉却变成了一部很私人的作品，对于工人阶级的顿悟只属于作者一个人，因为只有他是从工人阶级走出来进入社会高端的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写不出来，不是从工人阶级出身的写不出来，那不是作者还有谁？
抛开我的吹毛求疵，这本书当然有很多分析的很好的地方，让人醍醐灌顶的地方，选一些摘抄下面。
我终于意识到，我父亲身上那种我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他原本就安于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后来他地位有所提高，于是更加骄傲，即便这种提高非常有限。但工人身份也带给他无数的羞辱，并让他的生活局限得可怜。这一身份还让他处于一种难以逃脱的愚蠢之中，这种愚蠢使他难以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交往。
父亲的一生，包括他的性格，他主体化的方式，都受到他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的双重决定，这些不利环境持续得越久，它们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它影响越大，就越难以被改变。决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时、何地。也就是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他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它们是由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谁来担任“党”曾经担任的角色呢？谁能让这些被剥削的穷苦人感觉到有人替他们说话、支持他们？他们可以依靠谁来获得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主体身份呢？谁又可以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自豪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合理合法，而合理合法的原因是他们如此强烈地要求如此）？或者更简单地说：谁在乎他们是谁，如何生活，想些什么，需要什么？
只有摒弃“社会个体会自动地审视自身”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在重新建构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础上，描述社会秩序延续的机制，尤其是被压迫者自愿承受压迫的方式（对于他们无法获得的教育机会，他们选择主动放弃）。一种理论的力度和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满足于记录行为主体行动的目的，而是相反地，致力于让某些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和身份。我们需要摆脱认知中深藏已久的等级观念，以及概念架构的条条框框，进而摆脱这些等级观念和条条框框所造就的社会惯性，才能拥有新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我对于父母的身份满怀怨恨，而不是将不满投射在我所期望可以对话的那些人身上，我对父母的态度与我的一些同学们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完全不同。家庭，让我第一次走上了人生的上坡路，但年少的我并未试图理解父母的生活，更没有试图探寻他们的真实生活具有何种政治意义。
我所厌恶的，不是完成这个动作的人，而是这个可以催生如此行为的社会背景。
我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缺乏阶级归属意识是可能的。统治阶级意识不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就如同白人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白人群体，异性恋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异性恋群体）。
布尔迪厄批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时说的：“这一理论倾向于用最坏的功能主义解释一切。”他写道，机制被理解为一种作恶多端的、人们因为要达到某一目的而专门设计的机器，他还补充说，“这种对于阴谋的幻象，这种将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一个邪恶意图的思考方式妨碍着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
这种胜利转而使平民阶级的幻想彻底破灭，平民阶级之前因为信任将选票投给那些政客，但如今他们却对这些政客彻底失望，他们感到被忽视和背叛了。我经常听到这句话（每次母亲有机会就会对我说）：“左派，右派，没有区别，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群人在出钱。”
知识分子中的风气和思想根基已经发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变化。人们不再谈论探索与抗争，而是谈论“必要的现代化”和“社会重建”；“共同生存”的话题取代了阶级关系的话题；“个体责任”的话题取代了社会对于个人命运影响的话题。压迫的概念，以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结构上的两极分化的主题在左派政党的官方政治图景中消失了，兴起的是“社会契约”“社会共识”这样中性的概念。
其中的利害关系几乎非常明显：一方面鼓吹“自由个体”的概念，一方面试图用历史和社会决定论的想法来消解“自由个体”的理念，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已有的关于社会团体的（也就是“阶级”）意识，并以工作权利、教育系统、分配体系中必须实行个人化（或者去集体化、去社会化）来解释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消解。过去右派不断提及的这种老旧的说辞和规划，如今也构成左派主张的一大部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如今的形势：左派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党派内部的和属于国家政府的）开始用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他们替统治者（或者与统治者一同）发言而不再为被统治者（或与被统治者一同）发言，于是他们采用统治者视角来看待世界，并轻蔑地（被统治者可以感觉到左派通过暴力的语言表达着他们的轻蔑）排斥被统治者视角。他们所做的至多是在那些充满基督教意味和非功利意味的新保守主义论调中将过去的被领导者和被压迫者（和他们进行的战斗）这样的表达置换为今天的“边缘人群”（和他们似乎本来就有的消极、被动），并在演讲中表现出对他们的关心，他们提出一系列致力于帮助“穷人”以及“不安定因素”和“公司解雇”的受害者的治国措施，将他们视为这些措施潜在而沉默的施用对象。而这一切只是一个聪明、伪善、奸诈的策略，它消除了一切人们对压迫与抵抗、社会制度的再生产与其变革、阶级对立的惯性及其产生的动力这些概念进行研究的途径。
这一政治话语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同时也就改变了社会本身，因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思想的范畴所建构的，这思想便是人们对于社会的看待方式。但是仅仅让“阶级”和阶级关系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政治话语中消失，或者在理论范畴和认知范畴中将它们抹去，并不能阻止那些活在“下层阶级”所指的那种客观环境中的人们感觉到他们的群体被整个地抛弃了，那些抛弃他们的人便是向他们兜售“社会团结”和经济自由化的好处，并让他们相信福利国家必然败落的人。于是所有非特权阶层的人转向了那个唯一看起来仍然关注他们，并试图在演说中赋予他们（非特权阶级）的历史经验以新意义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选择那些自己在意的因素并因此确定自己的选择，而无视另外一些因素呢？也许最重要的是感到自己和这个群体被代表了，哪怕这种代表是不完整、不完美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支持一些人，从而感到自己也被支持了，他们通过投票，通过那一果断的投票行为，感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存在并拥有一席之地。
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白人工人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主要特点之一。
大罢工之前，法国工人具有本能的种族主义倾向，他们鄙视外来移民，但罢工运动一旦开始，这些不良情绪便消散了，团结一致成为主流（即便这是部分的、临时的）。
人们通过否认他人合法属于一个“国家”，通过否认他人拥有权利（而这些权利是人们自己希望获得的，但同时，当局和那些替他们发声的人却在否认他们的权利）的方式来获得自我肯定。
这里我要加一些我的注解：以前很明确，是资产阶级在霸占工人阶级的资源。现在工人阶级觉得是移民在霸占他们的资源，反而站在了极右这一边。媳妇还没熬成婆就在欺负媳妇了。感觉这一点也可黑人男性/白人女性无法摆脱系统的感觉是一样的，人们不是去挑战迫害他们的系统，而是为了让自己更好过去加入了这个系统。
同性恋并不是一个人们为了避免窒息而发明出来的东西（就像萨特在评论热内时使用的神秘用语），而是加诸我们身上的、迫使我们寻找出路以免窒息的东西。我不禁想到，我与自身社会阶级之间的距离（我努力建立的距离）以及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创造就构成了属于我的方式，我通过这一方式来处理自己已经变成的样子，以及只有通过想象自己与某些人不同（我确实与他们不同）才能变成的样子。
我当时的基本观点便是萨特在那本关于热内的著作中写的：“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这句话很快成为我生活的准则。这是一条苦行的准则：一场自己改变自己的劳作。
然而这句话对我的生活有着双重影响，也就是在性的方面和社会的方面，两种影响程度相当，方式却相反：一方面，我承认并追求自己遭到侮辱的性取向，另一方面，我试图将自己从自己的社会出身中抽离出来。可以说：一方面，我成了自己本来的样子，另一方面，我拒绝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对我来说，两段变化是同时进行的。
从根本上讲，我被两种社会判决所影响：阶级的判决与性向的判决。我们从来都无法逃避这样的审判。我身上携带着这两场审判的痕迹。但因为在我生命中的某个阶段，两者相互排斥，所以我必须将自己塑造为其中一个角色，来对抗另外一个。
那么多摘抄之后还有一个小彩蛋，就是我还看了一下这本书改编的话剧，是Thomas Ostermeier导演、邵宾纳剧院的。话剧的名字翻译得更直接，就叫《回到兰斯》。在看之前我还蛮好奇这会怎么改编，因为这种回忆的自传夹杂议论文，如何搬上舞台来演出呢。
结果就是女演员读文章配画外音，女演员的身后有一块屏幕在播放一些和文章相关的画面镜头，比如有作者本人出现的回兰斯的影象，更多的讲到工人阶级分析的地方好像是特意做旧拍的。当然Thomas Ostermeier的剧不可能那么简单，一开始的时候扮鬼咳嗽的场景是在提醒观众，这外层的讲述和内层的故事是脱离的。中间突然出现女演员和导播的对话，讨论对文本的修改，侧面凸显了思考的点。最后Didier Eribon的故事讲完了，影片也播完了，配音也配完了，女演员讲了一个自己的父亲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从Didier Eribon的对于阶级的反思衍生到了新的一个人物身上，我觉得这样的设计特别巧妙。一方面它似乎解决了我对那本书本身的不满的那一点，原来这样的故事和分析可以不仅仅存在于Didier Eribon一个人身上，还会激发感染更多人，也是有更多的人是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从这一联系带出了（至少是这部话剧认为的）主旨，那就是“can system be changed inside, or has to be abandoned entir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