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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谢延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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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

这本书的前言就很有分量,一方面把书的主题直截了当清清楚楚地宣告读者,另一方面等于是把整本书都差不多总结了。但是真的读到后面很具体的内容,还是会觉得(大部分的章节)收获颇丰,最后1/3的地方个人觉得有点水,但是也不影响整本书的厉害好看。作者写得非常诚恳,会说清楚哪些基于考古的理论猜测,还会提供很多证据,但是同时也会说清楚因为证据有时不足或者有时方法待进化结论可能有偏差的空间,所以信服度很高。

其实我摘抄了很多很多,太多了所以也不在这里一一贴出来了。还是按照我个人阅读的过程罗列一下想到的一些点。

最让我激动的,是描写西班牙打新大陆土著的篇幅,看得很生气,太无耻了(借着宗教的名义、言而无信、杀戮)。这里的内容给我的感觉超过了一本科普或者历史书的印象,虽然是很平淡的一些当时的手记,但是给我却很认真地觉得气愤。爱好和平的却被灭绝,劣币淘汰良币,好像这已经是无可厚非的历史进程惯例了。为此感到唏嘘什么的还不够,再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说爱好和平是良币呢?如果胜利的总是劣币的话,作为劣币的后代的我们为什么还会觉得这是劣币呢?再撇开一点,我小时候总觉得很困惑,明明农民啊奴隶啊人数那么多,怎么会就受到地主奴役和欺负呢?这个道理和土著受欧洲人欺负是一样的吗?

关于人类文明的进化,读完相关章节,我个人的总结是鄙视链。比如用书里的话说,当时“农民总是看不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说他们粗野原始,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也看不起农民,说他们愚昧无知,而牧人则对这两种人都看不起。”结果往往是生活在鄙视链顶端的人们,因为生活得很舒服,所以反而没有像生活有缺陷受到鄙视的人群那样破罐破摔会去探索新的领域反而成为反超的族群。这又一次让我想到了阿西莫夫的《永恒的终结》,现在我有点想不清楚对于不同方向的发展的孰优孰劣。

然后作者讲到植物和动物被人类的驯化。农作物被人类驯化,竟然是偶然性(或许说也是故意为之)。比如杏仁为了不让动物吃所以变苦,基因突变不苦的杏仁偶然被人吃到,反而会被人类种植存活下来,读到这里我觉得太mind blowing了。小麦的例子也一样,不会掉落的小麦反而会被人类种植。这里解决了一个我一直以来的困惑,为什么pure blood比较脆弱的困惑。被淘汰其实不是什么很坏很坏的事情,问题在于现在淘汰更替的频率太高,以前人至少可以期待安老然后被淘汰,现在还没等老已经被淘汰好几轮了。接着讲病毒的传播,好像《自私的基因》啊,但是这些病毒是怎么知道大环境的呢?

在读前言的时候觉得前言已经把一切给总结了。如果跳开前言,我自问自答的话,我会觉得地域特点决定了一切,这有一种既定的宿命的论调。读了这本书差不多一半以后才发觉,除了物理性的独特性,还需要加上人类心理学这一独特的科学机制(正如《基地》的心理史学)、甚至还要加上动植物心理史学(或者是基因心理史学)。动植物心理史学、基因心理史学的说法听起来很荒谬,其实或许是更高层次的物理学。世界的发展不仅受到低层次的物理学的规则支配,其实背后是心理史学的规则在高层次做统筹。如果说历史上的不同区域的人类选择是低层次有意识高层次无意识的,那现在我们已经是高层次有意识了,那会有区别吗?就好像囚徒困境一样,懂了高层次的囚徒困境道理的人在做低层次的选择的时候还会入囚徒困境的陷阱吗?好像还是会的。

后半本我感觉有点水了,但是有一个讲到社会压迫与统治的地方又非常精彩。我还是稍微摘抄一下。

盗贼统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区别,强盗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对于任何等级社会,无论是酋长管辖地或是国家,人们于是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民会容忍把他们艰苦劳动的成果奉送给盗贼统治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论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得不到公众支持的盗贼统治者有被推翻的危险,不是被受压迫的平民所推翻,就是被暴发的想要取而代之的盗贼统治者所推翻,这些新贵们用许诺为被窃取的果实提供更多服务的办法来谋求公众的支持。例如,夏威夷的历史上曾不断出现过反对压迫者酋长的叛乱,而这些叛乱通常又都是由许诺减轻压迫的酋长的兄弟们领导的。从过去夏威夷的情况来看,我们也许会觉得这听起来滑稽可笑,但只要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斗争在现代世界所造成的种种苦难,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一个上层人物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时,要怎样做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呢?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办法:

1.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现代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来。

2.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个原则对过去的夏威夷的酋长与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同样有效。

3.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末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人类学家以前把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理想化了,说它们是温和的没有暴力的社会,因为一些访问的人类学家对一个25人的族群经过3年的研究,竟没有发现一例谋杀事件。他们当然不会发现:一个由十来个成年人和十来个儿童组成的族群,由于谋杀以外的通常原因,还常常要碰到一些无论如何都必然发生的死亡,如果在这些死亡之外,在这十来个成年人中有一个每隔3年杀死另一个成年人,那么这个族群本身就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这一点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于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广泛得多的长期积累的资料表明,谋杀是死亡的首要原因。例如,当一位女人类学家在向新几内亚伊亚乌族妇女调查她们的生活史时,我碰巧也在访问伊亚乌人。当一个又一个女人被要求说一说她的丈夫时,她会说出一连几个死于非命的丈夫。典型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第一个丈夫被埃洛皮族的袭击者杀死了。我的第二个丈夫被一个想要我的人杀死了,这个人就成了我的第三个丈夫。这个丈夫又被我第二个丈夫的兄弟在为他哥哥报仇时杀死了。”此类生活遭遇对于所谓温和的部落民来说竟是家常便饭,因此,随着部落社会的扩大,这种情况就对接受中央权威起了促进作用。

4.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和平。当对鬼神的迷信获得了这些功能并被制度化之后,它们也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宗教。夏威夷的酋长们在宣传神性、神灵降世或至少与诸神沟通方面,可为其他地方酋长的代表。酋长声称,他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他们向诸神说情和在仪式上吟诵为求得雨水、好年成和捕鱼成功所必需的咒语。

除了为财富转移给盗贼统治者进行辩护外,有组织的宗教还为中央集权的社会带来了另外两个重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有助于解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共处而不致互相残杀这个问题——办法就是为他们规定一种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约束。第二个好处是,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动机,而不是产生利己之心。以少数社会成员战死沙场为代价,整个社会就会在征服其他社会或抵御外侮时变得更加有效。

最终的结论,好像说到底还是地图炮,当然这里的地图炮并不是指地域的歧视,而是人类的自主能动性受到了质疑。但是作者再次强调并不是,特别强调人类的创造性。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就如同自由意志的问题一样。那创造力本身是否有差异,作者并没有论证,如果创造力没有差异的话/或者有差异的话是为什么,作者也没有提及。这可能这已经不属于本书的范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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